汉武帝的文学才华,汉武帝文学家

汉武帝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何在

汉武帝时期的诗歌创作、搜集与整理大多是在汉武帝的诏令和诗歌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其创作、搜集与整理者多是处于臣子地位的博士、使者、文学侍从和佞幸之臣.在这样的诗歌产生机制下,不仅汉武帝重颂美、要求诗歌“润色鸿业”的诗歌观念成了有关臣子们共同遵循的原则,而且其盼望生命延长的个人欲念也成了臣子们共同迎合的对象.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汉武帝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影响了西汉诗歌风格奇幻化和抒情内向化的进程。

受先秦楚地文学的影响，汉代文学一开始就颇具浪漫特质。但其浪漫风格随时代不同，亦有渐变。就祭祀乐歌而论，汉武帝时期的诗歌浪漫风格较之汉初，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乐府文人创作的《郊祀歌》，就展现出当时诗歌抒情化的演进情况。作于武帝在位前期的乐府文人《郊祀歌》在抒情方面，如《帝临》等五章祠五帝的诗歌，主要歌颂汉帝国的文治武功，抒发集体情感，境界阔大;而作于武帝在位后期的诗歌，如《日出入》，则由盼望帝国强盛转入了期盼个体生命延长，其抒情方式是渐次转向个人内心的。

而乐府文人在汉武帝在位后期重视搜集、整理感叹生命短暂、思考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作品，更能展现西汉诗歌由外向的抒发集体情感往内向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转变。如《战城南》“朝行出攻，暮不夜归”[11](p.228)，体现了对毁灭生命的战争的深沉思考;乌孙公主《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2](《西域传》，p.3903)，抒写了被迫远嫁异国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悲痛;善窥圣意的李延年还对产生于汉高祖时期的《薤露》、《蒿里》等两首挽歌进行改编。由这些作品的搜集整理不难发现，受汉武帝的诗歌观念变化的影响，西汉诗歌已经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抒发集体情感逐步转向抒写个人真情、思考生命的抒情方向。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

三、汉武帝诗歌观念与西汉诗歌嬗变的文学意义

就今存文献看，汉武帝时期的诗歌创作、搜集与整理大多是在汉武帝的诏令和诗歌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其创作、搜集与整理者多是处于臣子地位的博士、使者、文学侍从和佞幸之臣。在这样的诗歌产生机制下，不仅汉武帝重颂美、要求诗歌“润色鸿业”的诗歌观念成了有关臣子们共同遵循的原则，而且其盼望生命延长的个人欲念也成了臣子们共同迎合的对象。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17](《马援传》，p.853)。既然武帝要求臣子们为之制作乐歌配合郊祀、歌功颂德，那么，臣子们就为他奉上郊天祀地的郊祀乐歌，献纳表现君臣和乐与宣上德的诗作;既然汉武帝要求文学表现升仙意趣，那么，臣子们就奉上表现升仙享乐内容的作品;既然汉武帝要求诗歌形式的新变，那么，臣子们就用新声为乐府诗协律。可以说，促成汉武帝时期的诗歌在诗歌内容、艺术形式、抒情方式等各方面演进的原因很多，但汉武帝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同一帝王，在不同时期对诗歌不同的观念都能对当时诗歌的演进产生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皇权专制起了作用。

作为一位多欲天子，汉武帝在位期间为维护皇权独尊，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使儒家重视君尊臣卑等级制度的社会伦理观、重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政教文学观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作家，并延及后世。为配合稳定政权与个人享乐的需要，汉武帝扩大乐府机构职能，并罗致司马相如等著名文人和李延年等优秀音乐家来创作歌诗，使他的诗歌观念影响了当时诗歌的演进，客观上推动了西汉诗歌的繁荣，这对文学史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其负面影响也同样明显。以《诗经》与汉乐府的内容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诗经》中的农事诗、徭役诗在此期乐府诗中未见踪影;《国风》中有众多婚恋诗，而此期乐府诗却鲜有表现男欢女爱的诗歌;《诗经》中有不少尖锐怨刺时政的作品，而此期汉乐府诗讽刺时政的作品却极少。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与《诗经》相比，汉武帝时期的农业生产活动少了，少男少女对爱情的渴求程度低了，征戍徭役减轻了，时政一派清平了。仅就徭役而言，汉武帝致力开边拓土，导致徭役十分繁重，《盐铁论·徭役》即就此云:“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13](p.520)然而，这些对徭役“忧愁”、“咏叹”的作品，却未收入乐府诗。个中原因，当然与乐府文人企图迎合武帝、避免逆龙鳞有关。这一现象有力说明，汉武帝依靠皇权扶持乐府诗的创作、搜集与整理，在促进了西汉诗歌的演进同时，也导致其在内容上由《诗经》的丰富多彩走向了相对单一。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汉武帝与诗歌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汉武帝与其他体类文学以及《诗》《骚》等经典解读的关系中。(转载请注明

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谁才是汉武帝时期最有才华的文学家？

其实综合起来应该是司马迁。

如果我们看看他们所擅长的领域是什么，你就发现

司马迁，主要是历史散文；司马相如，主要是汉赋；而董仲舒，对于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文论方面，比如”诗无达诂“”天人感应“。三者的贡献都是可以彪炳千古的。

但是如果我看他们兼而有之的领域：司马迁除了历史散文，还有文论的贡献比如”发愤著书说“比如对于屈原的评价，比如文学的情感论。而司马相如和董仲舒只在自己的领域，一个偏向实践创作，一个偏向理论，只有司马迁是理论和创作合一的。

被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究竟有哪些丰功伟绩？

“一代雄主”汉武帝，在正史的记录中，他与“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等皇帝并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汉武帝以其雄才伟略成为中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位帝王，对中国古代的整个历史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改革——削弱了“王国诸侯”的威胁，消除了一直威胁国家统一的心腹大患。

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社会经济经过汉初几代君主的经营，到汉武帝时进入繁荣时期，而政治上的隐患依然存在。虽然经过文、景两帝的分化消弱，但从汉初以来的王国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汉高祖废除异姓王，分封同姓为王，并与诸大臣刑白马盟哲“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致使王国势力日益强大。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极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入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

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

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小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其后，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2、经济政策的调整

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相同步，汉武帝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手段，实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统一币制等经济政策。

  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是国家在产盐、铁地区设置盐官、铁官，雇佣劳动力煮盐、冶铁，盐官、铁官统属中央的大农，直属中央调配，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盐铁经营权收归朝廷。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专卖的经济政策在当时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吴王濞即“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作之心作”。因此，盐铁官营专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政治意义。

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初，各地诸侯有货币的发行权，币制没有统一的标准，管理混乱，盗铸之风盛行，奸商更是从中渔利。面对这种情况，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3、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实施开疆拓土计划

首先是对匈奴的征伐。汉武帝对匈奴的征伐是基于对汉初和亲政策软弱妥协政策的反叛，匈奴在汉和亲政策下依旧对汉边疆地区进行骚扰，边疆地区人民深受其害。至武帝时期，为显示汉王朝的强大和威严，为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间大大小小战役十余次。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

汉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的战争，尽管耗费了几代人的长期的经营积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当时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但从历史的进步意义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首先，这场战争树立了汉政权在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权威，加强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其次，这场战争解决了汉政权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北方的边防，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再者，匈奴危胁的解除，使得汉政权有更多的力量去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域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加速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祖国的统一。

4、对人才的重视——不拘一格“选”人才

汉武帝的政治风范，还表现在对人才的态度和对人才的渴求。汉武帝对人才特别的重视，他说：

“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休，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联亲览焉。”又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

表明了他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心迹，也表明了汉武帝对人才的渴求。这种对人才的渴求实施到他的行政操作中，就表现在汉武帝对人才的不拘一格地选用。

汉武帝即位后，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下诏各地郡县举荐贤良，对于郡国举荐不力的官吏则严加惩处。“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网罗天下贤能之士。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结论：

汉武帝执政时期，西汉王制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一生雄才太略，他的功缋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伟人之处在于他的诸多改革的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治政态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对他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