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最大的文学体裁是什么,汉代最大的文学体裁是什么

汉代的文学体裁是什么？

汉代文学继承了《诗经》、《楚辞》和先秦散文的传统，鲜明地反映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要求。汉代文学的独特贡献是开拓了辞赋、史传、乐府诗等新的文学领域。两汉文学向以辞赋著称，汉赋的产生主要是为“润色鸿业”、歌颂帝王功德服务。而汉赋的作者，论身份不少是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或是依附于帝王的文学侍从，或是在朝为官的贵族显宦，大多活动在京畿之地。如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一生主要在京师度过。作为两汉的时代文学，辞赋在汉代非常流行，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封建统治者更是招纳大量的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因而以京师（西汉长安，东汉洛阳）为中心，围绕宫廷出现了一大群辞赋家，除了前面提到的“马扬班张”四大家外，名家还有枚乘、王褒、刘向、傅毅、崔骃、马融、蔡邕等，他们创作了大量辞赋作品。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赋就达900余篇，作者60余人。

汉代文学虽以辞赋著称，但其最高成就的代表却是司马迁的历史散文巨著《史记》。作为一部中华民族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史记》不仅在两汉，甚至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都是罕与伦比的散文杰作。班固的《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一部卓越的历史散文著作，它开启了我国断代史的先河。司马迁出生于今陕西省韩城县，班固出生于今陕西省扶风县，二人先后在朝为官，大部分时间活动于京师（长安、洛阳）一带，其所作《史记》、《汉书》产生于京师，理所当然属于北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政论散文也相当发达，其代表作家贾谊、晁错各有建树，他们的作品“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而贾、晁均属今河南人，都曾长时间在京师长安做官，他们也都是北方文学的重要作家。

汉乐府诗在汉代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汉书·艺文志》收诗歌共28家，314篇，其精华部分为各地民歌，占了138篇，而黄河流域的诗歌就占114篇，主要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一带；而长江流域一带的诗歌仅占了24篇，主要分布在今江苏、湖北、湖南等地。汉代收集乐府歌谣的范围很广，地区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但以黄河流域所作诗歌为主，可见，当时乐府诗在北方的创作实绩明显大于南方。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两汉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辞赋、史传散文、乐府诗等在北方的创作成就大大超过南方，中国文学的中心仍位于北方黄河流域，而以长安—洛阳为核心地区。

汉代盛行的文学体裁是什么?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汉代盛行的文学体裁是汉赋。

汉赋，是在汉朝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为汉朝儒客文人热衷的文体，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的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相关说明

汉赋注重的是其“述客主以首引”这种“本于庄、列寓言”的虚拟，以及于铺陈叙事中对神祗鬼物的暗喻。汉赋的虚构集中表现为：散体大赋习惯于铺陈叙事中暗喻神祗鬼物； 骚体赋习惯于体物抒怀中追慕人神同游的超脱。

某些汉赋直接以祭神和颂神为主题内容；个别汉赋甚至直接涉及人鬼交通的文化题材。汉赋表现出一种体物写实与神话想象相结合的审美取向。这种神话与现实交错并举的手法， 确实产生了“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 的艺术效果。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汉赋

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那么汉代的代表文学体裁是什么？

每个朝代大体上都会形成某种文学体裁的发展高潮，出现与这种文学体裁有关的作家，产生难以超越的作品，因此这种文学体裁也就成为了这个朝代的代表样式。比如我们通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

那么汉代呢？汉代什么最出名呢？汉代人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创造了汉赋。

汉赋是专门用来铺陈文采的一种文学样式。

它有整齐的句式，华丽的文辞，一般描写宫殿城市、帝王游猎等内容。这种作品有一种宏大的规模，体现磅礴的气势以及广阔的视野，这正是与强大的汉朝相一致的特点。所以汉赋的产生，除了满足作者体察事物抒发情感的需求外，还有一个历史使命就是“润色鸿业”，为这个强盛的国家而歌唱。

在这个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的时代，作家们奋力讴歌，不只如此，统治阶层也非常提倡赋的创作，有不少人因为赋写得好，被封了官职，受到礼遇。

这都激发起大家写赋的积极性，所以这个时候产生很多赋作家，也产生很多流传后世的赋作品。

汉代最伟大的汉赋作家是司马相如！

他最著名的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等。《子虚赋》《上林赋》以夸张的笔触，整饬的句式描写了帝王游猎的壮观场面，这正是汉朝大一统的文化表现。

汉武帝读了赞不绝口，以为是古人的作品，心生遗憾不能同时。而汉武帝读了《大人赋》，则“飘飘有凌云之志”，就像是自己要变成神仙了一样。司马相如不愧是汉代最伟大的作家。

总结：

当然，赋能成为汉代的代表文体，只靠司马相如一个人的创作是实现不了的。汉代还有许多的赋作家，比如所谓的“汉赋四大家”，即除了司马相如，还有扬雄、班固、张衡，他们也都创作了许多的汉赋作品。汉赋作家在汉代历史上不断涌现，承载着汉朝的时代精神，也发扬着汉朝的时代精神。

汉代的文学体裁是什么

赋

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楚辞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屈原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诗经》、《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