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利与弊红高粱,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的利与弊

关于《红高粱》~~急~~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5 《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淫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12 2拯救的吊诡。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13 *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跟其原著相比是否差别很大？

·是的。

·张艺谋是只会看画面色彩的“大导演”，兼大宣传家。

·《红高粱》还算张艺谋的得意之作的了，主要因为他选对了好的剧本。

·譬如张导近作的“贺岁大片”《三枪拍案惊奇》，就是已经埋下了下次他宣告其作品诞生，观众唾沫洪流冲击的伏笔了。主要的原因，是他根本不会看剧本，更不必谈编剧，选剧本了。依上所言，所以其影作《红高粱》跟原著作相比，具有大的差异，已不足为奇了。

文学名著影视改编对名著阅读的意义和价值

文学名著影视改编对原作者来说是幸福的，因为它扩大了名著影响力，吸引更多人去关注原著，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电影《红高粱》功不可没；文学名著影视改编对原作者来说又是痛苦的，因为即使是由原作者自己改编成影视剧，但经过导演重新诠释，最终变成另一部完全不同有时甚至超出原著的作品了。

红高梁电视剧与电影红高粱有什么区别

电影基本是按小说的，电视拍了60集新增了很多其他人物。

《红高粱》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文艺片，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滕汝骏等主演，于1987年在中国上映。

影片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历经曲折后一起经营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女主人公和酒坊伙计均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日本军虐杀的故事。

创作背景

《红高粱》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张艺谋看了莫言的小说以后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小说里的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在创作的时候，《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在电影里则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红高粱》的编剧有三个人：陈剑雨、朱伟以及原著小说的作者莫言。

1987年，莫言在高密的时候，张艺谋就把《红高粱》的定稿拿给莫言看。莫言看完以后发现定稿跟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

如何评价电影版《红高粱》和电视剧版《红高粱》？

红高梁电视剧与电影红高粱的区别

首先，电视剧版《红高粱》转变了人称的视角，增加了更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弥补了原著的“缺憾”。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

在原著和电影版《红高粱》中是以“我爷爷”的男性叙事角度来进行的，而电视剧直接采用“九儿”作为叙事主题，并对其进行深度刻画。

此外，还塑造出县长朱豪三、九儿的初恋情人张俊杰等一系列支线角色。

原著莫言表示,电视剧版的《红高粱》,不仅容纳了更多电影版未涉及的元素,也深度扩展了如九儿家世背景等小说中人物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电影及原著小说中留下的缺憾,是文学作品改编的成功案例。

电影《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 汽车 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期间从高粱地的野合到抛洒爱国热血只用了较为简洁的讲述，大部分是风土人情的展现和人物个性的突出，剧情与剧情之间由叙述者来连接，思维较为跳跃，但场面依旧震撼。

电视剧《红高粱》比电影版添加了更多新的元素和剧情。“剧中有九儿的三角恋、九儿与情人私奔,还有九儿和嫂子宅斗,更有最后成抗日英雄的情节,这些高密度的情节容不得观众有半分抽离。”而且在电视剧《红高粱》里,人物的个性鲜明，但是也会存在一些变化，你很难用好人和坏人去界定剧中的人物,环境与觉悟都是相伴相依的。

两部影视作品表现额时候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

拍摄画面上电影偏深红，是对生命力量的一种体现，电视剧偏橘红大量用光线来凸显人物；

音乐音效上电影声音高亢，运用喇叭、唢呐等传统乐器来体现民风民俗，更是加上地道的合唱来展现生命的张力；

环境上，虽然都是大片的高粱地，但电影尘土飞扬显得更加的荒凉，也将东北真真实实的展现出来。电视剧环境更加秀丽，房屋也很整洁，展现了繁华的县城和人来人往的世俗气息；

服饰上男主都是赤膊加根裤腰带，女主却因为选角的不同服饰也有很大差别，巩俐身材丰满，朴素的棉袄裹身，周迅较小俏皮，头饰精致，衣裳华美，更有潮味十足的吊脚裤。

电影突出的是那个年代的风土人情和 历史 背景，电视剧突出的是人物性格矛盾冲突和民族大义高于一切。

电视版《红高粱》更真实全壶展示了当时旧中国残酷的 社会 面貌，弯曲的人性心理，轻年一代乐观向上，激情然烧思想品德。而电影版《红高粱》只展示了当时 社会 冰山一角。

答：我认为用莫言《红高粱》小说改编的《红高梁》电影，在红高粱地里，那场艳情性欲戏，挑战了中国高雅，传统文化的底线，成就巩俐的明星梦，肥了莫言的腰包，坑害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

自一九八八年《红高粱》电影，获得了世界金奖上映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就打开了中文化的大门。

我记得九十年未代，我们的孩子在小学读书时，学校老师就不在教孩子们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爱北京天安门》等这些爱国主义歌曲了，他们开始教给小学生唱，用莫言小说改编的《红高粱电影》插曲，什么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等等，这些低俗歌曲，我不让他们唱，他们还不乐意。

由此可见，莫言的文学作品，他根本就不符合中文化发展需要，完全是为了迎合了西方国家的口味，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在中国推行的取向，现在 社会 岀现的这些负面问题，与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对中国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关于 电影红高粱和小说红高粱的比较

电影红高粱和小说红高粱的比较

日志 红高粱，小说和电影remexwang 发布于：2008-03-23 11:43

这次“猥亵”的对象是莫言。张艺谋的《红高粱》。

在我对电影发生兴趣时，功成名就的张艺谋却已在他的艺术探索的路上，越走越偏，差不多沦入“唯漂亮主义”的可耻境地；而莫言这个山东高密的可爱老头还在他的东北乡笔耕不辍（按：他的《生死疲劳》我还在读）。

先说小说，1986年的小说，我可以拿它来跟《檀香刑》作个比较。我实话实说，《红高粱》没有《檀香刑》精彩。倘要拿出莫言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证据，《檀香刑》更加合适些。不过作为莫言高密东北乡世系中抗日战争的那部分的《红高粱》在精神气质上与清末时期的《檀香刑》是一脉相承。

莫言在写高密东北乡这片他所钟爱的热土时是倾注了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时相等的感情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是一群真是可爱的人。尽管莫言用上了怪力乱神的笔调，但在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遭遇时都是围绕着一个不变的主题的，我要说，那就是对生命的礼赞，没错，这点被经常运用到描述张艺谋在这部电影中的成功，但这不是张艺谋自己的东西，而是小说中的东西。莫言写的东北乡是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那种洋溢在文字中生命的张力使得那些魔幻笔法真是可触。

而莫言的语言则是完全的乡土特色，很好辨认：他在《檀香刑》里写不同人物的的视角，简直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尤其是写女性身份的孙眉娘，那当真是神来之笔。而比较下来，《红高粱》里通过“我”来旁白叙述的这个故事中”我奶奶“（小说里提到叫戴凤霞，电影叫九儿）就逊色多了，其实这两个女性角色是很有可比性的，她们是莫言小说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她们追求真正的幸福（通过性福表现），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会性别，她们是雷同的，但孙眉娘明显更有光彩。

关于这种女性角色有一点很有意思，她们在小说里虽遭社会舆论伤风败俗的非议，但未因此受到任何伤害，仿佛这高密东北乡只有缠小脚这个封建陋俗似的。这可以看出莫言对自己家乡的感情来了，显然这是莫言主观上的东西。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个混蛋，但于大是大非，民族大义，他们却是勇敢无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种在血液里传承的东北乡精神（莫言也对这种精神的退化感到心痛），例如《红高粱》里写”我爷爷“土匪余占鳌，坏事做尽，好事干绝，我不得不为这么句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话拍一下大腿，妙！

莫言的小说里是一片野性土地上生命力（性欲为象征的）旺盛的山东高密东北乡人。

那张艺谋的改编电影呢？（按：莫言参与编剧）

电影自从获得第七艺术的身份确认后，号称是前六种艺术的综合。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是否已经对电影俯首称臣了呢？

表面上看是这样，我们都知道《红高粱》是张艺谋的《红高粱》，多少人听过莫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其实是不正常的，正是我一直”痛心疾首“的消费主义造成了这种偏差——电影比小说更具消费性。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它所获得的表现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为大众消费品的它却容易陷于一个误区——追求纯视觉的感官刺激，即所谓的“唯漂亮主义”（张艺谋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他自己对此仍然沾沾自喜）。

原谅我用在线视频这种糟糕的方式看这部电影，张艺谋这个摄影出身的导演对画面的追求是一贯的（现在他只追求画面了），《红高粱》首先在视觉上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在这里不用赘述。但有一点我要指出，张艺谋把电影拍到了黄土十八里坡，与莫言小说里有着肥沃黑壤的东北乡想去甚远，不知是不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不愿为山东省张目，哈哈，一个玩笑。不过张艺谋的这种地域移植总算不是不伦不类，小说的精髓电影里有，那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我不愿老说它，有点矫情），抓住这个内容，形式可以千变万化。

不过即使如此，张艺谋还是对影片的内容做了一些改动，这是电影改编的需要，但也是电影这消费主义走狗的可耻保留，例如，对“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或是日本鬼子剥罗汉爷爷的皮这血腥场景，电影都是点到为止，对小说内容这种削弱，我们不能当成什么事情也没有。但这怨不得张艺谋，他又不是帕索里尼。对至今仍以种种借口不肯推出电影分级制度的中国电影监管，我无言以对。要中国电影真能不受这气，《红高粱》怕是要被划到NC-17里去了。

对读过小说的我来说，被省去的这部分画面跟李安剪刀手内地版《色·戒》是一个性质，是电影的一种自我阉割，也是对小说的一种精神阉割。

这种阉割同样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处理上，电影里的人物甚至没有这篇小中篇里的丰满。

巩俐的表演虽然卖力，但张艺谋没给这时的爱人更多的空间，“我奶奶”在电影不够野性，大部分人可能对劫花轿时，“我奶奶”面露微笑感到不解，光从画面上是看不出门道的（电影语言的限制），显得有些突兀。而在小说里，看到“我奶奶”之前的心理活动，此时看到她的笑容，你就可以对这个形象追求幸福（性福）的判断进行确认了。

姜文的表演很到位，对电影安排给他的角色他游刃有余地完成了。电影对“我爷爷”这个人物进行了删节，不过老实讲，小说里对这个人物的描写也有点夸张了，这是莫言的嗜好，把男主角写得神乎其神，无所不能。电影的安排更符合逻辑，观众更容易接受，算是改编的成功之处。

滕汝骏依然是《那人，那山，那狗》里那种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闷角儿。这里面也有一处很有意思：电影里安排了罗汉爷爷的出走，这可能又让观众摸不着头脑了。小说里没这个情节，小说里“我奶奶”和罗汉爷爷还有一笔糊涂账呢！电影可能觉得要按小说来，太伤风败俗了，但却安排了罗汉爷爷的出走，明显是有点三角恋的意思。用巴赞那厮的话来说，张艺谋此时对电影的改编是“比皇帝还保皇”，这个安排如果不被视作是电影对小说的致敬，那就是横生枝节！

在我出生的那年，张艺谋藉此片走向了国际，获奖无算。从《红高粱》这部作品看，他的成功毋庸置疑。但想想他为什么成功，你就要发现《活着》背后的余华，《大红灯笼高高挂》背后的苏童，《秋菊打官司》背后的陈源斌。现在他翅膀硬了，是国际名导了，可以随心所欲地鼓捣电影了，我看他就是个不知所措的裱糊匠！

看看他这些年的作品，《英雄》如果作为一种尝试还情有可原，《十面埋伏》那就是无可救药的自我感觉良好。（按：《满城尽带黄金甲》我没看）。

据说，《十面埋伏》中那场莫名其妙的打斗中的雪景是他们在乌克兰拍外景时意外遇到的，老谋子遂即兴发挥，并美其名曰：天助我也！听听，张艺谋这个独夫是怎样对待电影创作的，他以为自己是在捏面团儿啊！

对张艺谋电影唯漂亮主义的批评并不是重点，现今的电影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摒除消费主义这种外部因素，从电影自身，也是有探讨的地方的。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填补了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之间的鸿沟，但相较于其他六种艺术，它显然还太年轻！它没必要也不可能抗拒其他艺术的渗透。

回到小说与电影，至少在目前，我认为电影远未能到离开小说这个奶娘的程度，或者我们根本不需要割裂它们联系的提法，电影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小说的一种，小说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电影的一种。这倒让我想到我的专业公共行政当初与政治不清不楚的关系，当然，那是另一个艰难的论题。

8.3/7.9

红高粱 (1987)

影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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