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中国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

史传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

一、《红楼梦》的影响

1. 就题材内容而言，《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继《金瓶梅》之后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它将人情世态寓于粉迹脂痕，把世情小说的创作推向最高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水准迈上一个新台阶。在它之后，一些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曾模仿其笔法，现代、当代作家中受其沾溉者也为数不少。

2. 《红楼梦》刊行后，相继出现了三十多种续书。这些续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一百二十回续起，如《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等；另一种是接在第九十七回之后，如《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等。其内容多将原书的爱情悲剧改为庸俗的大团圆结局，与原著相较，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3. 《红楼梦》以其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为当时和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以它为题材的诗词、戏剧、曲艺、影视、绘画、舞蹈、雕塑等作品，举不胜举。《红楼梦》还流播海外，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奇葩。

二、《红楼梦》的研究

《红楼梦》问世后，引起人们评论、研究它的浓厚兴趣，并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两百多年来产生了各种红学派别，举其大要者而言之，主要有：

1. 评点派。从乾隆到光绪年间，一些研究者采用评述、评点的方式来探索《红楼梦》的内容、本事或阐述其思想、艺术价值，可称为评点派。其中脂砚斋、畸笏叟等的评语，对理解小说的创作具有启示性和参考价值；脂批之后，又有“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评点，亦有可取之处。

2. 索隐派，一般又称为旧红学派。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或“微言大义”。其实不过是穿凿附会，用“猜谜”的方法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去比附、印证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以此评定《红楼梦》的意义与价值。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认为此书是写顺治皇帝与董鄂妃（亦即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此书是宣扬反清复明的政治小说，显然为著者本身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

3. 新红学派，或称为考据派。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人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学风，同时又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出了新的解释，在红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性著作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他们批驳了索隐派的主观臆测、牵强附会，而以科学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对曹雪芹家世及生平的勾勒，对小说版本演变的比较，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还提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是作家的“情场忏悔”之作，这样就把贾府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视为一体，则有一定的片面性。

4．建国以后，红学的发展又经历了种种曲折，取得了新的成绩。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虽然不止一次地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以政治分析来替代文学分析和审美分析的不良倾向，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走向深化。此期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红学研究，涉及到作家论、创作论、人物论、风格论、主题论等各个方面，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开放性的研究格局，在不少问题上都有新的拓展与新的贡献。但迄今为止，对《红楼梦》的一些重大问题，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深广文化内涵和高度思想内容的奇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最高综合和体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不可企及的高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正因为此，《红楼梦》曾被多次搬上银幕，自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向全球发出“寻人启事”后，“红楼”又重新在全国“热”起来。

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和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二者和史传文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最早用“小说家”这个名词去收录古代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是把它视作为子部的，称为《诸子略》，但所收书籍的性质，照鲁迅的说法，则介乎子部、史部之间，即《史略》所谓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其后史家及目录学家将小说家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很多原属史部的作品转入小说家，也有一些原属小说的作品归到史部去，例如同样是杂史杂传的东西，《燕丹子》多入“小说”类，而《吴越春秋》则入于“史部”。此外，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有一些在内容上也标榜是正史所不载，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殷芸的《小说》等，所以文言系统的小说和史书关系千丝万缕，是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

史传散文对小说产生了什么影响？

但唐初史传散文的文学性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各史都善于利用纪传体的形式刻划历史人物，以至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小说”特色，其中最具“小说”特色者为《晋书》、《南史》、《北史》。在前人的评论中，它们就是被看作“小说”的。朱熹认为，李延寿《南》、《北》史，除司马公《通鉴》所取，其余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王世贞称《晋书》为“稗官小说”。唐初史传不特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史笔，而且无疑对唐人小说产生过相当影响。赵翼说：“（唐修）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廿二史札记》卷九)唐人杜佑《通典》又谈到当时习举业的生徒必修《晋书》、《隋书》等史。唐修正史，至少是《南奶》、《北史》和《晋书》，在当代已经流行。而此三书最具“小说”趣味，传奇作者仿效它们，当是没有疑问的。各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梁》、《陈》二书甚至纯用散体)，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韩、柳“古文”自由灵活，富于表现力，特别适于叙述多变事相和曲折情节，颇为元和、长庆以后的传奇作者取法。这是史传散文对小说的间接影响。史传散文本身的散体形式对传奇的直接影响也不能排除，因此，可以认为，唐初史传散文不仅上承史迁笔法，而且下启传奇写作，为唐人“吮笔为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