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英文月刊1977年第11期,中国文学英文版

什么是"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

“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那样地震憾过中国乃至世界，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交混，希望与绝望相杂。生与死擦肩而过，笑与泪顺颊而溢。“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这一场许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作为“伤痕文学”之滥觞，较早就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2）甚至有些论者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六十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3）而“伤痕文学”名称的源出则与另一部受到广泛阅读和争论的短篇《伤痕》。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卢新华，小说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宋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一些论者认为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也应看作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4）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现祖国在动乱之中的巨大灾难，表现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表现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凌辱与毁灭，表现爱的痛苦与失落，表现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5）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揉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滥觞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6）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我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7）。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是哪一本？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国文学复兴，繁荣，印象中，所有有分量的作品我都是从《人民文学》读到的。最开始是《班主任》。

《班主任》是刘心武先生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它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发表几经周折，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又是文学复苏的一个信号。

刘心武先生现在还在今日头条写微小说，可说是为文学奉献终身。现在还在今日头条发作品的还有王蒙先生。当年，他的《夜的眼》、《风筝飘带》让人印象深刻；他首先采用意识流手法 ；他的《雄辩症》虽小小说一篇，却高度概括了中国的一种人。现在他在今日头条发的“一口咬定”又概括了中国的一种人，这种人总是认定别人有问题。

后来印象最深的是《乡场上》。《乡场上》是贵州作家何士光创作的短篇小说，首发于1980年8月号《人民文学》。又是一个信号一样的作品，写的是农民获得经济自主，尊严觉醒。

再后来印象很深的有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据闻轰动海峡两岸，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陈凯歌把《孩子王》拍成电影，也轰动一时。据说《棋王》是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还有王朔的作品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小说，可说惊世骇俗。

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还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有现在获诺奖呼声很高的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当然还有90年代高行健和莫言这两位诺奖获得者的剧本和小说，高行健有名的先锋戏剧和莫言的《红高粱》。

《红高粱》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加速了中国作家和世界文学的衔接与对话，电影获国际奖也是小说获国际奖的前奏。所以，曾经，《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连接起来就是一页文学复苏繁荣的文学史和一部作品选。当然，还有《诗刊》和《星星》上发表的那些诗歌。以上提到的小说，现在一搜，发现有的不是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但印象中，这些小说都是从《人民文学》上看到的。

《人民文学》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一方面与其中央刊物的地位有关，因为是国家级的顶级文学刊物，所以能够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作家的新作。另一方面，《人民文学》当时解放思想，敢于发表有争议的和先锋的作品。地方文学刊物也发表很多这一类作品，但不如《人民文学》集中，有号召力。

什么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短篇小说什么开伤痕文学

刘心武、《班主任》。

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誉为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端。

《人民文学》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中国国家一级文学期刊，主要刊登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